哪些人会“能动手尽量别吵吵”？

1848年，美国正处于开发西部的早期阶段，大段铁路开始穿过中西部的土地。在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铁路铺设洪流中，一个叫菲尼斯·盖奇（Phineas Gage）的人参与其中，并随后成为了神经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名字之一。

盖奇的工作是负责开山，也就是炸开岩石，使之能够铺设铁轨。这个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高度的谨慎和专注，容不得一丝马虎。年轻的盖奇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直到1848年9月13号上午。

这天，当他把火药灌进洞里之后，转过脸来跟同事讲话。这个小小的中断，让他忘记了火药上面还需要盖上石棉才能用锤子往下敲击。于是，回过头来后，他直接开始砸铁钎，一锤之下，火药被引爆了，盖奇被爆炸所喷射出来的铁钎刺中了头部。铁钎从他的左眼穿入，从头顶穿出。但他从这个灾难中幸存了下来！身体康复后的他，行为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不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做事也不再专注而有计划。

盖奇的事故虽然记录下来，但是医疗记录不够完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医生哈洛（John Harlow）的笔记：盖奇的“兽性（animalpropensities）”已经超过了他的人性。哈洛本人并未对盖奇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因此盖奇的人性是否恢复，我们不得而知。但盖奇因前额叶受损而变得冲动、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这一事实就被记入神经科学史。

盖奇的故事，引起了科学家对前额叶功能的重视。但直到20世纪末期，神经科学家们才真正开始研究前额叶的功能。南加州大学的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与汉娜·达马西奥（Hanna.Damasio）让人们重新关注盖奇的个案。1994年，他们通过计算机和盖奇的头骨，模拟出了盖奇受伤的大脑部位（见下图），这一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Damasio, Grabowski, Frank, Galaburda, & Damasio,1994)。

除了关注于盖奇这个历史人物之外，他们的研究团队还关注现代的“盖奇”，即与盖奇类似的前额叶受损伤病人。早在1990年，他们就发现，前额叶受损的病人，他们在看到社会性信息时，其生理反应就与普通人不同。1999年，他们报告了两名儿童期就前额叶受损的个案，发现他们与文献中对盖奇的描述相似：决策时只关注短期的利益而不在乎长期的后果、更加倾向于冲动性的攻击(Anderson, Bechara, Damasio, Tranel, Damasio,1999)，这些行为的模式与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个体非常相似。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达马西奥发现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决策能力与正常人明显不同，冲动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前额叶与边缘系统

当代神经科学对前额叶的功能非常关注，对这部分脑区功能的探索，是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

下图紫色部分就是人脑的前额叶部分。这部分大脑皮层仅在人类身上最为发达，与人脑其他部分有着丰富的神经连接，进行往来的信息传递。

其中一个与前额叶连接紧密的是人脑的边缘系统。这些脑区在进化历史上出现的更早，是人类与其他动物都拥有的脑结构。这些结构与更加基本的生理功能、情绪功能等相关。见下图（除了大脑和小脑以外的结构）：

如果说前额叶损伤的病例提供了少量关于前额叶在冲动控制功能上的因果证据，那么对那些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个体所进行的研究，则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证据。宾州大学犯罪学系的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教授于199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杀人犯的前额叶与正常人不一样，他们前额叶的葡萄糖代谢水平更低。此后，雷恩的研究团队对暴力犯和精神病态进行了一系列的神经成像方面研究。2009年，他们分析了40多项关于反社会个体的神经成像研究的结果，发现多个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均揭示了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个体在前额叶结构与功能上的缺陷(Yang & Raine, 2009)。在新书《The Anatomy of Violence》中，雷恩教授系统地阐述了前额叶结构与功能的缺陷与反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

当然，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研究最多的还是正常人。在实验室中，研究人员让正常的志愿者完成一系列需要进行认知控制的任务。比如斯楚普任务中，人们需要念出与字义不相符合的颜色词的颜色（如用红色写的绿，你需要念出字的颜色，即红）。通过这些实验，认知神经科学家们揭示了前额叶在控制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中，前额叶起着关键的作用(Miller & Cohen, 2001)。

正常人、前额叶损伤、反社会人格以及其他群体的研究结果，让研究者们一致地认为，前额叶在人们控制自己行为时功不可没。如果前额叶能够成功地抑制其他某些脑区的活动（如负责情绪反应的边缘系统），则人们能够成功地进行自我控制；反之，如果前额叶无法抑制住那些“冲动”的脑区，则自我控制就会失败(Heatherton & Wagner, 2011)。这些自我控制的失败不仅体现在饮食控制、情绪的调节、药物的依赖等方面，也直接体现在犯罪行为上。2011年，新墨西哥大学的Kent A. Kiehl通过神经成像方法研究了冲动型青少年犯罪和正常青少年在神经网络上的区别。他们发现，青少年犯的运动控制皮层与人脑自发的默认网络具有较强的连接，且这种连接的强度与冲动的程度呈正比；正常青少年的运动控制皮层则与认知控制的网络如前额叶连接较强，表明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控制的。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运动控制皮层与认知控制的神经网络之间连接会增强，冲动性减少(Shannon et al., 2011)。

愤怒和攻击是一种古老而快速的问题解决方式，动物在碰到危险时一般会遵守一个原则：fight or flight （攻击或者逃跑）。在人类身上，这种攻击或者逃跑的倾向仍然存在，由古老的神经结构如边缘系统所控制。文明的发展，对愤怒情绪和攻击已经也逐渐由崇拜转向了抑制。“能动手尽量别吵吵”式的决斗制度，已经为文明的争端解决如法律所替代。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加需要进行对自己的愤怒和攻击的倾向进行控制。但是否能成功地进行自我控制，从心理学上讲，是意志力或者自控力的问题；从脑科学上讲，就是前额叶功能是否完善的问题。